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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办院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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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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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开广州粒子物理讨论会
    1月5日至10日,由中国科学院、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外交部、教育部和中国科协联合发起,中国科学院主办的广州粒子物理讨论会在广东从化举行。

  1979年上半年开始,会议筹备委员会以钱三强主任的名义,向70多位港、澳、台和国外华裔粒子物理理论学者发出邀请信。最后,50位有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和香港的代表出席会议,其中有37位来自美国,他们提交了34篇论文。为迎接这次会议的召开,高能所、理论物理所和有关高等院校的粒子物理学家进行了认真的准备,提交了44篇论文,出席会议的大陆代表共120人。

  会议结束后,海外代表到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参观访问。他们对国内情况坦率地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意见和建议,如“希望国内能出版英文物理专刊”、“派遣研究生要争取国外资助”等。

  设立郭沫若奖学金

  郭沫若院长从1958年9月起,一直兼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1964年,他和夫人于立群写信给科学院党组,愿将自己的15万元稿费交给院党组处理。后用于中关村游泳池等项开支。到1979年11月,15万元稿费及利息的余款为3. 6万元。1980年1月12日,中国科学院请示国务院,准备由科学院补足原款15万元,在中国科技大学设立“郭沫若奖学金”,2月25日得到国务院批准。此项奖学金从1980年开始颁发,每年使用这笔稿费的银行利息,奖励15名品学兼优的学生。获奖者可获得一枚“郭沫若奖学金获得者”银质奖章和奖金200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这是首次设立的奖学金,也是首次用个人名字命名的奖项。

  旧中国曾有奖学金制度,但新中国在高校一直实行“助困”性质的人民助学金制度,没有实行“奖优”性质的奖学金制度。1983年7月,教育部发布文件,开始实施人民助学金和人民奖学金并存的办法。1986年7月,国家在全国各地选定85所普通高校试行奖学金和贷款制度。1987年起,在全国本科高校招收的新生中,普遍实行奖学金制度,各高校出现了多种形式的奖学金。

  106项成果获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奖

  国防科委于3月颁发1978年、1979年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奖,中国科学院30个单位106项成果获得奖励,反映了科学院为国防服务所作出的突出贡献。

  获一等奖的成果有4项:长春光机所为远程运载火箭研制的红外激光电影经纬仪,船体变形测量装置;武汉物理所与七机部计量站协作研制的铷激射型原子频率标准;电子所研制的高效率、高可靠行波管。这些成果的主要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得到使用单位好评。另有17项成果获二等奖,85项成果获三、四等奖。它们多数是国防尖端武器研制的单项成果或配套项目,以及有关的基础理论或应用理论,其中有的是科研、生产、试验的新技术、新方法、新产品和新工艺。

  中美联合招考赴美物理研究生

  1979年春天,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教授促成了中国科技大学选送5位学生,到他工作的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攻读博士学位,每位学生得到了1万余美元的奖学金。9月30日,李政道致信邓小平,提出:除选送大批学者去欧美访问学习,也可送研究生去美国学习,它比派访问学者有多方面的优点。邓小平于10月20日批复“李政道的意见是正确的。请方毅同志召集有关部门讨论,改变现在的不妥的办法。”

  1980年5月13日,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发出《关于推荐学生参加赴美物理研究生的通知》,招考中国物理学研究生赴美国著名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此即中国-美国联合招收赴美物理研究生(CUSPEA)。

  考试分普通物理、经典物理、近代物理和英语四个科目,前3个科目由美方命题,英语科目由中方命题,全部用英文答卷。中方主任委员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严济慈,美方主任委员为李政道。1980年,有美国61所大学参加CUSPEA,1981年扩大到64所。该项目执行到1988年结束,共招收918名物理研究生赴美深造。该办法还被推广到数学、化学和生物化学学科。

  为中国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配套

  5月18日,中国向南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远程运载火箭获得成功,这是中国第一次由本土向公海发射火箭。远程运载火箭是现代尖端技术的综合体现,这枚运载火箭,由数十万个精密零件组成,射程距中国东海岸约6000公里,全程飞行时间仅半个小时。

  科学院有关研究所密切配合国防建设需要,为这次成功发射创造了重要的技术条件保障。力学所研究了弹头烧蚀气动特性。计算所完成了烧蚀气动特性的数值计算。上海硅酸盐所研制成功导弹耐热端头帽,强度高、比重小,耐烧蚀防热性能好。电子所研制并提供高效率行波管、高增益行波管和作为全程试验用超远程雷达大功率发射源的速调管。长春应化所研制成固体火箭燃料。大连化物所研制完成弹头姿态控制用的肼分解催化剂。上海有机所研制润滑密封材料。陕西天文台承担这次导弹发射的全程试验授时任务。长春光机所研制的光电准直经纬仪、160光电经纬仪、激光红外电视电影经纬仪用于导弹海上跟踪测量,船体变形测量系统解决了船体摇摆和挠曲变形对仪器测量数据的修正。光电技术所研制出三种型号的弹道相机用于弹道测量。武汉物理所和航天部二院合作研制的钕激射器原子频率标准用于参试频率标准源的检定测试。

  召开青藏高原科学讨论会

  5月25日至31日,中国科学院组织的“青藏高原科学讨论会”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180多位中国科学家和来自18个国家的77位国外科学家。会后,部分外国专家到西藏进行了为期14天的科学考察旅行。

  自1951年以来,中国科学院曾组织过6次对青藏高原的多学科综合考察。1973年开始围绕“青藏高原隆起及其对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影响”这一中心课题,进行综合考察,积累科学资料,开展研究工作。中国科学家在这次会上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多年来的考察和研究成果,国外科学家报告了对高原外围山地的研究成果。与会国外专家高度评价了中国科学家在青藏高原的考察研究工作中所取得的珍贵成果。通过学术交流,中国科学家也认识到研究范围有限、手段落后、工作有薄弱环节等不足。会后,科学院开始利用业已建立的国际学术交流关系,有选择、有计划地就青藏高原的一些生物、地学方面的基础理论研究课题开展国际合作。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在考察基础上,经分析研究,编著了《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丛书》和《珠穆朗玛地区科学考察报告》,全面阐述了青藏高原的形成,演化、自然地域分异、生物区系的演替,资源的开发利用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地学、生物学理论,为高原地区经济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这一成果获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东方科学仪器进出口公司成立

  由于“文革”十年的影响,科学院的科研设施和实验设备多已落后或严重老化。为促进科研工作的恢复和发展,急需从国外引进先进的仪器、设备、元器件和特殊材料。但国家外汇紧张,历年分配给科学院的外汇指标很少。为使科学院增加外汇收入,方毅院长于1979年9月9日向中央呈送《关于中国科学院出口创汇的请示报告》,邓小平批示“科研所需外汇,国家既无力支付,他们自己能够想些办法,我认为应全力支持。”1980年6月13日,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有经济法人资格的中国科学院科学仪器进出口公司,又称东方科学仪器进出口公司。

  该公司统一管理中国科学院出口创汇和技术引进、设备进口工作,对外洽谈贸易,签订进出口合同。当年该公司承担科学院的进口成交额为270万美元,1984年达到6400万美元。与此同时,还积极开展出口创汇工作,把科学院的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和某些中国特有的珍稀动植物、古生物标本出口到国际市场。

  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举办科技讲座

  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恢复设立中共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总书记。胡耀邦邀请科学家给书记处成员讲讲现代科学知识,讲课工作由李昌副院长负责组织。最初拟定10堂课内容,包括农业、能源、资源、人口、环境保护、计算机、空间科技、数学等学科。中国科学院、二机部、七机部、农业科学院、林业科学院、医学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等单位的约50位专家参加了撰写和审议讲稿。

  7月20日,钱三强主讲第一课“科学技术发展的简况”,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领导同志听讲近三个小时。 8月14日,吴仲华、鲍汉琛、王淦昌讲能源问题。10月7日,涂光炽、叶连俊讲资源和资源的合理利用。1981年2月17日,马世骏、刘静宜讲“现代化与环境保护”。11月2日,徐冠仁、侯学煜讲“现代科学技术和大农业的发展”。

  开展“科研成果究竟由谁来评价”的讨论

  微生物所科研人员刘亚光在1978年前后,未经发表论文,即直接向党和国家领导人写信,宣称在“生脉散对心肌DNA代谢和影响”和“海参粘多糖抑制癌细胞生长”等课题研究中获得了“突破性”成果。但经过调查和同行专家审议,其成果均不属实。在刘亚光调离微生物所之后,全国人大常委委员、名作家杨沫在1979年12月至1980年9月先后在《浙江日报》、《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刘亚光受到微生物所领导的迫害、“流浪搞科研”,指控对刘亚光论文的否定是“保守势力压制新生力量”。在1980年9月召开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她还试图取得文艺界和新闻界的支持,向科学院领导施加压力。

  针对杨沫公开发表文章所造成的不良影响,《科学报》在1980年9月25日刊登微生物所的文章《“这个事件”的真相》,揭露刘亚光弄虚作假、违反科学道德的行为。后来又发表汪德昭、邹承鲁和何祚庥等科学家的文章,围绕“科学成果的评价”问题展开讨论,认为科学成果和人才不应该绕过科学界而借助行政领导和新闻舆论来来解决。当杨沫再次向党和国家领导人写信要求行政干预时,邓小平于10月下旬作出明确批示:“对科学的事情要有科学态度,科学上的是非要由科学家去评判。刘亚光闹腾了几年,再支持就不好了。请方毅同志找杨沫同志做工作。”10月28日,方毅、钱三强、吴明瑜与杨沫谈话,劝说她不要再参与对科学成果和科学人才评价问题的争论。

  陈春先创办民办科技实业机构

  物理所科研人员陈春先,率先于10月在中关村创办“北京先进技术服务部”。陈春先是留苏学生中的业务尖子,一直被作为等离子体物理研究的骨干来培养和使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对于科研人员离开科研岗位而从事民营科技实业活动的作法,当时引起了争议。

  1983年1月,中央领导同志针对科技人员开办技术咨询和服务机构的争议做出批示,充分肯定了“北京先进技术服务部”,认为它“可能走出一条新路子,一方面可以较快地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另一方面可以打破大锅饭、铁饭碗,使一些确有贡献的科技人员先富起来,为四化作贡献”,并委托中国科协予以大力支持。此后,科技开发型的民办公司大量涌现,但北京先进技术服务部本身后来未取得经营上的成功。

  增补283位新学部委员

  1979年1月15日,中央批复同意中国科学院学部恢复活动。中国科学院于1955年和1957年分两批选聘了190位自然科学方面的学部委员。“文革”结束后,1/3的学部委员已经去世,其余的2/3平均年龄超过73岁,为了适应科学技术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亟需把优秀科学家增选到各个学部中来。1979年5月17日至21日,钱三强副院长主持召开各学部常务委员联席会议,拟定《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增补办法》,后经院务会议讨论通过并呈国务院批准。7月10日,国务院批转中国科学院关于学部委员增补工作的报告,科学院立即向国务院有关部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国科协以及全体学部委员发出通知,并附上学部委员候选人的推荐书,正式开展增补工作。

  1980年10月26日,各学部对学部委员直接推荐以及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按组织系统遴选的996位有效推荐人选,进行无记名投票,选出283位新学部委员。其中,数学物理学部51人,化学部51人,生物学部53人,地学部64人,技术科学部64人。1981年3月23日,国务院批准283名增补学部委员名单。经过增补,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总数达到400人,平均年龄为62. 8岁。其中,50岁以下者有18人,年龄最低者41岁,女学部委员由原来的1人增加到15人。学部委员分属全国25个部门,专业范围更加广泛。

  首次发现腊玛古猿头骨化石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所和云南省博物馆对云南省禄丰县石灰坝化石地区进行发掘工作中,12月1日,在世界上首次发现一具大约800万年前的腊玛古猿头骨化石。

  腊玛古猿化石最早是1934年在印度发现的,以后又陆续在其他国家发现。但过去40多年内发现的化石只限于上、下颌骨和牙齿。中国第一次发现腊玛古猿化石是1956年在云南省开远县小龙潭。1975年,云南禄丰县石灰坝发现了一颗古猿牙齿化石。此后,古脊椎所即派人在石灰坝进行发掘。1980年10月下旬,由吴汝康教授带领的古脊椎所发掘队和云南省博物馆一起进一步联合发掘,发现了这具腊玛古猿头骨化石。它虽已破裂成数十块,颅底因受压而内陷,但大部分保存完整,颅骨内外保存有较完整的颅内膜和颅外膜,可进行头骨复原。

  研究这具腊玛古猿头骨化石,可以了解其头骨的形态,为腊玛古猿的进化系统地位提供极为重要的直接证据,进而可以对人类起源的时间个地点提出进一步的论证。

  东亚大气环流成为中国天气预报业务模式

  1950年6月,地球物理所与军委气象局签订合同,合作设立“联合天气分析预报中心”,进行天气预报工作。地球物理所气象室顾震潮、叶笃正、陶诗言等人,从实践中认识到东亚大气环流的特性对中国天气形成过程有重要影响。他们抓住东亚特有的青藏高原和海陆分布的物理特性,进行了高原地形的热力、动力学的理论研究,并从具体的地区性问题讨论,发展为更普遍的基本规律研究。1957年至1959年,他们在瑞典地球物理杂志《大地》发表《关于东亚大气环流》的三篇文章。1958年,叶笃正、朱抱真出版专著《大气环流若干基本问题》。这些成果系统总结了50年代地球物理所在东亚大气环流方面的研究,为国外气象学家多次引用。他们在后来的中国天气预报实践中,不断地进行验证和继续发展,揭示东亚天气、气候特征,为80年代建立中国现代化数值天气预报业务模式奠定了基础。

  1980年,大气物理所与中央气象台、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合作建立“联合数值预报室”,将东亚大气环流等研究成果发展成国家气象局的业务预报模式。1982年,中央气象台作出72小时数值天气预报,结果表明,对中、高纬度西风带环流形势演变具有一定的预报效果,对副热带环流型的预报效果尚不明显。

  1987年,“东亚大气环流”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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